持续七轮的中美贸易磋商，尤其是在最近一个月中美双方进行的频繁谈判，最终在第七轮磋商延长两天之后，取得了实质性成果。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众议院筹款委员会进行作证的时候说，谈判正在取得“真正进展”，莱特希泽是出了名的鹰派，但也向国会表达了非常积极的信息，说明中美贸易谈判的确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，甚至说，基本的谈判已经结束了。持续了将近一年的中美贸易摩擦可以暂告段落了。从中美双方透露的信息可以看到，这次贸易谈判的范围非常广泛，包括金融、贸易平衡、知识产权、技术转移、农业、服务业等多个方面，因此，这次贸易谈判也是对中美经济关系全面的审视和调整。
在相当长时间里，贸易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，但是在过去一年中，贸易成了中美关系最主要的障碍，直接的原因就在于美方，尤其是特朗普总统认为中美贸易关系是不平衡的，美国吃了亏。在经历了几轮关税战升级之后，中美还是坐到了谈判桌前，中美经济关系早已嵌套在一起，“脱钩”是美国决策者的战略构想，但是要实施起来代价还是太大了。中美贸易谈判的进展也是对“脱钩论”的否定，如果协议能够签署并且落实的话，我们看到的并不是中美关系的“脱钩”而是“深嵌”在一起。贸易磋商并不能充分显示出这次谈判对于中美关系的意义，从四十年中美关系的发展历程来说，此次磋商不亚于中美建交，也就是将中美关系置于新的合作纽带和战略基础之上。
中美贸易谈判的焦点并不是贸易，或者说贸易失衡的问题并不是最难解决的问题，在去年5月份中美双方事实上达成了类似的协议，中方将向美国购买农产品、能源等，扩大进口，减少中美贸易顺差，这一思路也一直延续下来。减少中美贸易失衡不能依靠保护主义或者关税战，而是进一步做大中美贸易的蛋糕，在贸易发展的过程中解决失衡的问题。
真正的难点就在于美方所说的“结构性改革”的问题，很多问题涉及到各自国内经济政策的问题，或者说关系到对“市场经济”的理解。在美墨加协议中加入了所谓的“毒丸条款”，来排除“非市场经济国家”，当然，“非市场经济国家”这个生造的概念也变成了美国手中的筹码。当然，市场化改革一直是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一条主线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60大项的改革，确定了市场的决定性地位，为中国法治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勾画了蓝图。美国所提出的诸多要求与中国改革的逻辑是相契合的，包括金融、服务、知识产权保护等，中国已经从追赶型经济向赶超型经济迈进，创新是经济发展的牵引，在诸多技术和产业上，中国已经实现了这一转型，知识产权保护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。服务业产值已经占GDP半壁江山，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也在发生剧烈的变迁。
值得关注的是，在这次谈判中，着重突出了汇率问题，特朗普总统在会见刘鹤副总理的时候特意问了，是不是谈到货币问题了。其实汇率问题并不是“主菜”，人民币汇率并没有被操控，中国也没有理由通过贬值来刺激出口，更关键的是，中国从贸易型国家向金融型国家转变的过程中需要人民币稳定，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国际化。当然，特朗普关注汇率主要是因为民主党更关心这个问题，在莱特希泽作证的时候，民主党议员也提出了警告，强调要防止人民币竞争性贬值。只能说，有些人的世界观与世界之间已经脱节了。
在中美贸易磋商期间也有很多人关注当年的美日谈判，尤其是广场协议，但日本学者在反思“广场协议”的时候说，“在中国，有观点认为，广场协议是美国击破日本泡沫进而打击日本金融实力的‘阴谋’。日本的确经历了金融崩溃、长期通缩和泡沫破灭后的‘失去的十年’。但要说广场协议是美国打压日本经济实力的阴谋则谬之千里。”日本最大的失误在于，“在需求侧没有采取最佳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组合，而且在支持供给侧方面也没有鼓励结构改革的措施。”与广场协议最大的不同是，中美贸易磋商的焦点并不是汇率，而是结构性改革，而广场协议是日元的急剧升值。当下的中国和彼时的日本在规模和影响上都不可同日而语，大卫·哈维说，“全球资本主义之所以能走出2007~2008年的危机，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生产性消费的持续增长，中国或许未曾预料到自己竟然成了全球资本主义的救世主，但这就是现实。”
中美之间最艰难的谈判已经结束，双方也谈到了执行贸易协议的程序问题，通过办公室主任月度会议、副部长季度会议以及部长级半年会议进行磋商，可以说，中美关系建立更加密集的磋商和沟通机制，这也是中美关系“深嵌”的表现。